每一方山水都會有那里獨有的歷史由頭并由這種“由頭”衍變出地域的人文特質。
我們常常以山居或水居環境為脈絡進行歷史的溯源，這大抵是因了“一方山水養一方人”的緣故。不同的山水蓄養和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包括人們的習慣、風俗、趣味、服飾、民居、民諺、民歌、主流性格等等。就主流性格而言，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所謂高原人的粗獷、豪邁、狂野，江南人的細膩、內秀、奔放，都集中反映著山水蓄養人文，表明所有這些同人們所居的山水環境有一種源、流的關系。
沅江，作為國史上一種縣級治轄單元，從南梁普通三年(522年)建縣以來，已歷經將近一千五百年歷史，一千五百年也許不算太長，但是，能在洞庭大湖浩淼的水居環境下以“縣治”的區劃方式存在下來并張揚開去，總有一些特別質地的文化的東西在頑強支撐其間。今天我們不妨嘗試著對沅江人的文化特質的內涵及其成因作一些歷史的思考。
翻開《沅江縣志》的大事記，其中有這樣兩段話似乎可以成為今人走進這扇“門第”的鑰匙。一處是“洪武十年(1377年)，因兵、水災害頻繁，沅江縣賦額減少，不合置制，于農歷五月并入龍陽縣”；另一處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農歷五月，回復沅江縣建制”，這一撤一復歷時正好三年整，且都是發生在明洪武年間。明之前，沅江縣治史上還有過好幾回縣名更迭或歸屬變化的經歷，其緣由因無詳細的文字記載，我們且不作臆斷妄議。
所幸洪武年間的這兩處史說，由于隱約提及了朝廷對這次縣治更迭的一些想法，因而便給今人留下一些題外思考的空間。那一年之所以將沅江縣并入相鄰的龍陽縣(即今漢壽縣)，是因為兵、水災害頻繁，賦額減少。由此可見，一方水土在朝廷的“簿冊”上有無地位或地位高下，其上繳的賦稅份額至關要緊，朝廷不會用銀餉去養活一批無為之官和無端看重無賦之方的。顯然，置治需要財富作依托，賦稅減少、財富短缺就“不合置制”。因此，這次“朝廷勾簿”就是因兵、水災害導致失收而少賦，少賦而撤并。那么，緣何只間隔了三年，到洪武十三年農歷五月又“回復沅江縣建制”呢?這里我注意到志書的另一處這樣寫道：“洪武十一年朝廷推行招撫移民政策后，境外移民增多，自江西徙入者24姓。洪武元至十一年，陸續筑成合興等13垸供移民落業。”這段話告訴我們的是在沅江縣撤銷并入龍陽的第二年，這一帶在加固原有堤垸的同時加筑新垸，并以垸為誘餌大量吸引江西老表下湖作田。在人丁旺盛、收成漸好、賦額增多后，這才使朝廷另眼相看，三年過后重又將它從龍陽劃出回復沅江舊治。由此給人們的啟示是沅江興衰均因水使然。
時間稍微跳躍六百多年，1996年沅江市遭受那場特大洪水以至全城覆沒。那一年在滅頂之災中人民失去了很多很多，但卻收獲了一句話：水情才是沅江最大的市情!此話在這方土地上憋了許多朝代后才由當今的決策層面面對一片汪洋、一片廢墟說將出口，一種真諦的代價包括了家園的淪陷，也包括了漫長時間的歷煉!這就是說千百年來沅江的興衰勝敗都貫穿一條水淋淋的“綠線”，凡涉及這方山水的歷史，總可以從江河湖泊那里找到一種連接，一種因果關系。
這確是一方水鄉澤國。
其實，“八百里洞庭”只是一種規模的泛稱。洞庭湖實際的水面從來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僅明清以來，資料顯示它已處在由大變小的過程中，由當初的六、七千平方公里減小到現在的兩、三千平方公里，而且由于其過水性湖泊的特征，在同一年份它也顯示出不同大小的水規模。當水域面積在六、七千平方公里的時候，沅江縣的主體轄地在何位置?我曉得至少不是現在這種樣子。清末的一位水利大臣曾經描述過當時他見過的泗湖山，大意是“遙望水天盡處，隱隱有青山一簇，搖蕩波濤中”。很明顯他眼中的泗湖山還是一座湖中小島，此去才一百多年，今天泗湖山不僅“山”已消逝，就連“搖蕩波濤中”的孤島也了無蹤跡。管窺一斑，大湖的印象就是這般凌亂和多變無常。當洞庭大湖在江流沖積中縮變成東、南、西三大水域時，沅江便無愧地擁有了“洞庭腹地”之稱，沅江人的水居環境得以進一步確定。
至于這方水域的成因，地質學家那兒有許多的說法，深奧且遙遠。那么江流淘洗沖積而成的洲土與垸田呢?顯然這些成因離我們今天的生存狀態要貼近得多。稍事打量，可見位于洞庭平原腹地的這些緩慢隆起的洲、垸、丘、水，其人工造化的痕跡遠甚于北面的華北和東北平原。我無意中將“民國”晚期同“共和”今天的沅江輿圖疊合著對著亮光透視，天啊!這洲、水及民垸的擺布完全可以讓任何一位生于斯長于斯的洞庭土著民因找不到北而迷失在自己的土地上。據說明代的一位宰相為使他的湖北祖籍地免遭云夢大澤肆水之掠，號令于長江北岸造堤設堰，迫水南移。于是原本以山著稱、漢墓遍布、車馬熙攘的“明、朗”二山遂成洞庭之南沅江的一方人跡罕至的美麗孤島。
有民諺說：“太陽從水里升起，稻子從水里長出，洲子從水里變大，沅江人從水里站立。”諺語雖然像新詩一樣不怎么押韻，而寫實的意境卻真真切切!史書上說，“從明初至民國初期，縣境人口在幾度興衰中逐漸發展。其中從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282年間，全縣每年平均增加6人；從康熙十二年至民國六年的244年間每年平均增加797人”。在兵、水、旱災連綿不斷的情形下，沅江在這一歷史時期出現驚人的人口驟增，完全得益于修堤造垸和招撫移民。當年的“下湖作田去”有點類似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興的“下海賺錢去”這種“吉普賽”似的人潮涌動已經成為了遙遠的歷史，然而在沅江人口世籍的構成上卻饒有興味地留下了這樣一組令今人慨嘆的數字：世籍本縣人只占34%，其中南部丘區本籍人口占八成以上，北部湖區外籍人口多達八成以上。至于大大小小的擋水的土圍子，到了1949年的時候，在這不大的漭水之間，垸子的數量竟多達134個。
面對這樣的數字，還有什么可說呢!洲垸和耕夫都由遙遠的地方沖積、漂泊而來，在沅江，人與地都具有明顯的“舶來”痕跡，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的祖先幾乎也都屬于“客家”，以至圍湖造田構成這方山水間人們堅韌的原始生存狀態。
現在我們可以將視線轉到水居環境下的沅江人文特質上來了。這里提到的“水居環境”，說穿了就是長期以來洲子上的土圍子都不高，堤身也很單薄，大水來了常常坍塌，垸子垮了，房屋沒了，稻子毀了。于是耕夫含淚扶起籬笆就是墻，垸子倒了壘，壘起又倒，倒了再壘。久而久之，人們在同洪水的千百回斡旋中長成一種不餒不散的堅韌性格!資水河畔一個小小的“巴圍子”，解放后到1996年截止，不到四十年間竟潰垸15次，人口卻從當初的幾百增加到現在的數千，至于大湖深處的大通湖、共雙茶大垸，在湖床抬高，垸民頭頂大湖的險惡水環境下，那里現今居住著七成以上的沅江市民。就是這樣，水居可以將人越聚越多，居出一種從容的心境，一種抗爭的勇氣與精神。
史載“南朝梁普通三年，從益陽、漢壽兩縣劃出部分地域，新設藥山縣(沅江縣前身)，屬衡陽郡”。此處的“漢壽”一帶稱“一”為“幺”，長子亦叫“幺兒”。南宋農民起義將領楊幺生于漢壽，幺兒就曾號令整個洞庭湖區，威震一方。一支農民隊伍能在這水鄉澤國遺下許多與戰事相關的地名，其中包括“子母城”、“弒(石)子埂”、“曬袍嘴”、“撂刀口”、“南大膳”、“蓮花坳”、“拴馬樟”等，一種地名往往就是一本教科書，這些同楊幺義軍有關的地名傳承的正是已經故事化的由水居而衍生的精神。一千多年來將堅韌抗爭的因子代代相傳，讓洞庭兒女心血頻頻漲潮，得以頑強生存。
抗逆，可以堪稱為水居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種沅江人文特質。三眼塘和赤山島由于較少洪水襲擾，人居環境相對穩定，因而不像湖區垸子有太多的遷徙痕跡。至今這些丘崗下還長眠著建黨初期被國民黨殺害的好些烈士的英靈。蔡杰、徐植南、皮崑泉、劉武、熊珊……就是憑借了以他們為楷模的早期農民運動，憑借了上世紀二十年代沅江人的抗逆影響，這里才成為共和國的蘇維埃革命老區，烈士們的證書上也才簽上了頒發者“毛澤東”!
愛國將領周維寅則是從三眼塘的海上灣沿民族義勇的崎嶇道路走進抗日及程潛義舉麾下的，在尚存的那座白墻黛瓦、濃蔭匝地的將軍寓所，我們至今似可隱約領略出將軍的那種儒雅之風。由于尚學尚儒，以至成為沅江教育泰斗皮金固先生的莫逆之交。話涉教化，就自然聯想起南洞庭湖畔一個十分誘人的美麗去處——瓊湖書院!書院門首的基墻鐫刻的是建于光緒二十四年，其實準確地說應為重建于這年。乾隆十三年(1778年)它原建于地勢低洼的瓊湖東岸，且不言是不是由于避水的緣故才于一百二十年后實施遷建?僅從書院的一建一遷，我們體驗到的是水居環境中湖人對教育興邦的執著崇尚及風浪無阻的文化堅韌。
固然沅江的水居文明得益于瓊湖書院這幢標志性的琉璃屋頂，同時它文化的堅韌還得益于湖人的復雜籍貫。這是一個“舶來族”的龐大的組合群體。洞庭湖的水居文化是兼收并蓄的。籠統地講“水居文化”似乎過于寬泛邈遠，在中國的許多淡水湖泊中，就水系構成而言，洞庭湖來路的廣遠性應是其它湖泊所無與倫比的。歷史上三湘四水及滾滾長江帶進大湖的豈止是長長的木排、滿帆的輕舟，也不止是大山的茶葉、桐油、石灰、生漆、竹木和麻石。還有遠方漂泊而來的山里的民歌、故事、民諺和習俗；更有四面八方匯集而來的耕種技術、能工巧匠和萬種風情。那么多地方的文化脈流在這里交融交匯、同生共長，以至合成再生為多元的水居文化，反映出它兼收并蓄的廣容特質。這種“廣容”還表現為對各歷史時期政治、文化精英的強烈吸附，云夢大澤歷為楚南蠻荒之地，史上許多名臣賢士或漂泊，或流放，或客寓于此，其中包括李白、杜甫、呂洞賓、宋之問、黃庭堅、王安石、曾國藩、毛澤東等，有這一大撥人駐足其間，各樣的見解、各樣的憧憬在這里抒發和張揚，因而沅江有史以來文化、觀念和見識并不閉塞。
于是——
我想：所謂“智者樂水”大抵應該就是這種樣子和這種氣候!
我信：千百年來，這方山水就是以此種方式聚攏、扶起和養育這方人的。
我們從千百年的水居歷史中所承領和傳續的正是對包括對于洪水在內的堅韌的抗逆精神，是對八方遷客文化涓流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這，應該就是沅江人文現象中堪稱瑰寶的特質!
作者：鐘浩如
編輯：redcloud